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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近期因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关注。郑炳林，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及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敦煌学及西北史地，已发表学术论文330余篇，并主持了30多项科研项目，其中《敦煌通史》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近日，郑炳林教授因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而受到表彰。自2007年起，他带领团队专注于敦煌通史的研究，并于2023年成功出版了共计330余万字、分为七卷的《敦煌通史》。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为研究生们授课，他通过简牍释文，引导学生们探讨不同马种（如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在通过敦煌、穿越丝绸之路过程中的演变，以及这如何反映了当时不同区域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年届七旬的郑炳林教授与学生们一同深入探究敦煌从西汉至近代的历史变迁，涵盖了政治经济制度到百姓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他坦言，贯通研究敦煌的历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领军人物，成就巨著
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尽管声名远播，但其在汉代为何同时设立、在成本高昂的荒漠戈壁地区是否造成了资源浪费等问题，曾引起学界和爱好者的讨论。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专门辟出一节，考证了两关的设立时间和功能。他指出，敦煌自建郡以来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明的交汇点，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中，类似玉门关、阳关的疑问层出不穷，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敦煌历史，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显得尤为必要。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承担起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年，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至宋初的历史。为了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他决心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敦煌通史》。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由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组成团队完成。
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由郑炳林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郑教授强调了敦煌汉简作为研究宝贵资料的重要性，因为《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两汉时期敦煌的记载相对有限。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特别是悬泉置汉简，为研究西汉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信息，涵盖了行政、军事、对外交流、交通、民生及私人通信等多个方面。郑教授表示，一枚汉简可能需要反复研读三十余遍，以求新发现。
搭建框架，七卷问世
《敦煌简史》，作为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已加印两次。该书由团队中的中生代成员、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副教授与郑教授共同推进。魏迎春副教授指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更在于其系统性和协调性。分卷的设置并非简单按朝代划分，而是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
《敦煌通史》项目启动时，团队规模不足10人，分工成为关键。郑炳林教授和魏迎春副教授与每位撰写者深入沟通，结合其研究专长，确定了各卷的主题和撰写人。他们致力于在延续传统史学体例的同时，突出重要事件，并力求各卷篇幅均衡。经过17年的努力，七卷本《敦煌通史》终于与公众见面。郑教授表示，在此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调度、方向确定、作者风格尊重、以及与出版社的协调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炳林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著作，并于去年底出版。
新人探索，填补空白
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一位80后学者，在编撰《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细致研究，发现了一千多年前敦煌农民加工麦子费用的变化，并由此推测当时加工工具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郑炳林教授指导她要“站在古人的生活角度去思考”。
陈继宏强调，对于缺乏官方史料的朝代，敦煌文献中的账簿、契约等资料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她通过学习藏文，对照学者整理的藏文文书，努力理解和建构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以期全面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演进逻辑。
另一位85后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导致敦煌作为商贸和对外交往节点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活动并留下游记和见闻。陈光文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大量西夏文资料的解读。
在学术界对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陈光文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将其纳入《敦煌通史》。郑炳林教授鼓励他在研究中创新，努力填补历史空白。陈光文坦言，这项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郑教授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是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炳林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正致力于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郑炳林教授的研究经历体现了编撰一部高质量的通史，需要长期坚守“冷板凳”精神，深入学术“深水区”。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也考验着学者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要求研究者聚焦细节，深入挖掘。七卷本《敦煌通史》涵盖了从墙壁题记到区域时代变迁的方方面面，正是学者们对每个细节的精心钻研和夜以继日的考证，才构建了“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博采众长、贯通历史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使大家朝着同一学术目标努力，共同成就了《敦煌通史》的精彩与价值。
